我停擺的那一年

Faber&Faber總編輯，四十歲，在事業達到顛峰的時候，突然中風，與擔任紐約時報記者的妻子才剛剛新婚八週。

這一本書是他兩年後復原所寫，以優美的倒敘文筆，回溯病發的那一刻（妻子去美國出差訪問譚恩美），他如何從倫敦高級餐廳門口跌跌撞撞的回家，一個人在家中逐分逐秒歷經身體失去知覺、兩天後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躺在病床上的過程。

由於中風初期，說話含混不清，他與妻子用『筆談』，不斷地試圖交換內心深處過去沒有機會表達的秘密。

這一本書裡也引用了大量的真實日記原稿，完整、感人的呈現夫妻共度人生意外攜手邁向新生的歷程。

景物依舊；人事已非。──Henry Thoreau
從頭痛和一杯香檳酒開始，還伴隨著一個疑問。

碰巧，頭兩樣東西並沒有關聯，而事實上沒有人確切知道共元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晚上，我的腦袋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事情大概像這樣：首先，因為一些仍然神秘的原因，一個血塊開始在我其中一條腦部動脈形成，阻斷了人體中對血的需要，僅次於心臟器官的部分血液供應。

最後，也許幾個小時以後，像一個崩潰的水壩一樣，血塊突然跑進我大腦的右邊，引發無法控制的溢血，在我頭腦深處對腦膜造成無可挽救的破壞。

我記不得這一齣腦部戲碼，我祇知道我頭痛欲裂，然後第二天早晨我就幾乎不能動了。

一夜之間，我得了專家稱為「右腦半球梗塞」的毛病，也就是世人俗稱的「中風」（stroke），一個在古英語字源表示「吹、擊」和「災難」的字。

實際上，那是一個降臨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大約四十五萬人身上的災難，而英國每年也有十五萬人身受其苦。

但是，當它發生的時候，我對它的痛苦完全無知，雖然《死亡的臉》（How We Die）的作者Sherwin B. Nuland稱它是世界上已開發國家中最常見死亡原因中的第三名。

那祇是另一個明亮的夏天周六早晨，我當時躺在床上爬不起來。

在倫敦北部Islington四層樓的連棟住宅中，我獨自在家。

在《紐約時報》擔任新聞記者工作的妻子Sarah Lyall到舊金山去了。

我們結婚快滿兩個月，再次獨處感覺有一些怪異，更怪異的是我竟然那麼無助。

但是我並不覺得痛，而且回想起來，我發現我當時是有意識的。

樓下的老爺鐘響報了時：八點。

從深栗色窗帘上方，我能看到這是晴朗、美好的一天。

街道的聲音穿過敞開的窗戶滲透進來，在寂靜的周末裡迴盪嘶吼。

那一天早上我原本應該開車去劍橋拜訪我的父母，所以是該起床了。

但是，就是這樣，我不能夠動了。

更確切的說，是我沒辦法移動我左側的身體。

一夜之間，我的身體幾乎變成像十五塊石頭一樣沈重。

我在床上打滾，嘗試著坐直起來卻不成，祇希望Sarah在我身邊。

不知為何，我對自己的處境並不焦慮，祇是感到忿怒和不解。

為什麼最近才剛通過全身健體檢查的我，竟然不能夠隨心所欲的行動？

我的牙醫葛林先生，在一年前首先質疑我的身體狀況。

他一邊研究我口腔右上部分根管治療的Ｘ光片一邊說，「牙齒的生命不會超過四十年」。

「他扭掉燈光繼續說，」而且坦白說，人也一樣。」我那時四十一歲，每當身體有某一些疼痛或抽痛，就讓我想起葛林先生的話。

我就會想身體的其他部分什麼時候會跟隨我的齒模裝置一樣的抗議：「夠了！」

快到我四十二歲生日的時候，來自紐約開業醫生家庭的Sarah，急著想確保她嫁的不是一個癆什子。

她見夠了我蠟燭兩頭燒的生活方式，這足以讓她相信婚前健康檢查是應該有的防範措施。

我向他保證，麥克倫家族的人都很長命（我的祖父母們都八十多歲才去世），但是顯然起不了作用。

於是在她的堅持下，我約了蓋伊‧歐奇芙醫師做檢查。

他在Eaton Place附近有一個漂亮的小醫院，從他的檢驗室看起來世界似乎是安全的。

那是一個讓健康的年輕女人生養健康寶寶的地方，空氣中飄著嬌生爽身粉的味道，還有優雅的莫札特作為背景音樂。

歐奇芙醫生留一頭淺黃色的頭髮，外表俐落而帶一些孩子氣，看起來像一個促膝談心的聽眾。

他的言行告訴我，身體健康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什麼都可以被診斷、處理和治療。

於是他又戳又刺又插，取了血液和尿液，量體重和體圍，竊聽我重要器官的秘密談話。

大概半小時以後，他要我重新穿上衣服。

測量結果會送去做進一步分析，不過根據所有可見的徵兆顯示，我是健康的。

「對一個高個兒的傢伙來說，你沒有問題，但是要注意你的膽固醇，」他說。

我沒抽菸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如果注意飲酒將是明智之舉。

那是當然的。我們開玩笑地談論著「份量」。

我是一個終生接受英國傳媒格言「白酒不算酒」的奉行者。

歐奇芙醫生盡職地點點頭，記下另一項注意事項。

他一天喝半瓶白酒也沒問題。

我回到街上，覺得自己準備好要迎接任何挑戰。

叢林戰？輕而易舉。

橫渡英國滑雪？我有強壯、長命的祖先保佑，我們的家族基因顯然是比較好的那一種。

那是六月的事。

Sarah和我剛從我們在費城的婚禮回到倫敦這裡，一起開始我們的新生活。

我們的蜜月好像連續一整個月的晚宴，我美國籍的新婚妻子第一次被介紹到我一部分的生活圈中，大家都看得出來，我們將會永遠幸福快樂的生活在一起。

七月的時候，Sarah要飛到舊金山訪問小說家Amy Tan以及她的新書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我們得分開八天。

我記得送她到機場，從後照鏡看著嬌小金髮的她帶著一個超大的紅色手提箱在人行道上向我揮手道別，我祈求災難千萬別降臨到她身上。

而現在，一星期以後我在這裡，沒辦法下床。

我試著尋找合理的解釋但是毫無所獲，卻已經體驗這片刻千百次了－－這一個從此把我的生命區分為「新」、「舊」的片刻。

奇怪的是，我似乎早已經為改變作了準備，雖然我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改變。

當時，我任職Faber & Faber出版社的總編輯，和各式各樣的作家工作，從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Peter Carey到Paul Auster和Milan Kundera。

我也寫小說，而且有好幾年偶爾到世界上的戰亂地區做自由新聞報導。

譬如在Mario Vargas Llosa總統競選活動期間的祕魯、ＵＮＴＡＣ(高棉境內的聯合國過渡當局)選舉期間的高棉，和最近的東帝汶。

像許多我這一個世代的人一樣，我羡慕那一些像我父母一樣曾經度過戰爭和革命的人。

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我總是希望我的旅行充滿震撼。

一個我仍然能夠清楚仔細回顧的危險時刻。

在我的雅痞西裝外套之下，我在心理上認為自己穿著軍用夾克和牛仔褲；而且我老是認為，在街上的感覺比在柴契爾統治下倫敦那一些時髦、冷酷的沙龍更自在，雖然，說一句老實話，我已經開始向Sarah透露我對工作隱約的不滿。

的確，就在我崩潰的那一個晚上，我做了一些現在認為是典型「舊」生活中會做的事。

我和出版經紀人凱西‧羅賓斯到Covent Garden的長春藤餐廳晚餐，特別去聊聊彼此最近的生活。

在搭計程車到城西之前，我吞了一些Nurofen藥錠，因為頭痛已經煩了我一整天。

在長春藤餐廳等凱西來的時候，我點了一杯香檳。

當時那樣的生活中，一杯香檳可以驅散許多煩惱。

身為總編輯，我和Faber的作家們是如此常在長春藤餐廳樓上的房間裡暢飲香檳，以至於我沒怎麼去在意頭痛的問題。

我一直有頭痛的問題，斷斷續續有幾年了。

的確，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曾經擔心的四處尋醫，之後頭痛就如同它莫名的出現一樣，也莫名的消失了。

凱西和我坐著享用咖啡，我們在寧靜昏黃的餐廳裡發牢騷，頭痛卻仍然在向我提出抗議。

我記得，一會兒後我莫名奇妙地疲勞、打呵欠，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僅僅兩杯香檳酒之後，我的話就那麼含糊不清。

我的美國運通卡收據顯示，晚餐我付了二十二塊三八。

我穩穩地簽名。

然後，我們站起來走到街上。

但是有一點不太對勁，我的腿感覺軟綿綿的，好像走在糖漿上，每一步都很費力而且不踏實。

但是我沒說什麼，我信賴我的身體，不管怎麼回事它都會過去的。

長春藤餐廳對街的St Martin's Theater正在上演The Mousetrap，那是全世界登台最久的戲碼之一，現在已經是第四十三年了。

我曾經無意間覺察到，自己和克莉斯汀的推理劇一起變老，但是今晚我準備召回這一些候補演員。

我們到達聖馬丁巷，散步了大約百碼，這當中每一步都愈發困難。就在這裡，我向凱西道了晚安，迫不急待想回家。

招了計程車，我費了一些力氣說了地址。

司機輕率地覆誦了一遍，好像載到一個醉鬼似的。

我沈重地爬進車廂，陷入後座裡。

到達Islington的時候，我的腿感覺像鉛塊，走起路來像深海潛水的人。

但是我登上前門，自己走進門沒有跌倒。

很明顯我不舒服，但是我的症狀很陌生。

所以我轉而求助英國的老偏方，決定給自己泡杯茶。

樓下的廚房裡，我在答錄機上聽到Sarah令人振奮的留言，包括一個舊金山旅館的電話。

但是因為我實在累的非比尋常，而且算算時差並不恰當，便決定等到早上再打電話。

然後，我拿著那一杯安神的花草茶上樓睡覺。

恍惚入睡之前，我還決定要早點起床以避開劍橋路周末壅塞的交通。

中風發生的時候大腦會「出血梗塞」，身體的先天感覺中樞平衡系統（innate sensory equilibgrium）會受到極大的干擾。

僅僅一夕之間，我從一個能在高級飯店中點昂貴料理的人，變成一具不能自制的軀體，完全無法理解自己的身體。

（我認為）自己有意識和知覺，但是我的肢體沒有反應。

我對那一個早上第一階段的記憶不僅斷斷續續，而且像惡夢一樣。

也許我暈過去或者睡著了，因為我記得的下一件事是大廳的時鐘敲了十點。

十點！我快到不了劍橋了！該動身出發了！我奮力滾到黃銅大床邊。

然後我重重落到地板上，靠左半邊死沈沈的身體沿著床邊拉扯。

我嚇呆而且慌了，首先想到打電話找人幫忙。

床旁邊的桌子上有電話，但是那一個時候真的碰不到，而且，不知道怎麼搞的，我把Sarah旅館的電話留在樓下廚房。

所以，我真的是與世隔絕了。

幸好，我的身體還有感覺，那是一種輕微的挫折，不是「天啊！」的慘烈，而是一聲「哦，不～」。

最壞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像是玻璃桌子底下的愛麗絲試著要拿到打開通往神奇花園大門的鑰匙，使盡腦筋一想再想莎拉住宿旅館的名字：Wentworth？Grand Western？我想不起來。

即使我能夠拿到電話，又有什麼用﹖

一個新的焦慮又轉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尿急得不得了。

突然，一陣溫熱的尿液像小瀑布一樣淌在我裸身仰躺的胸膛上。

一會兒後，我想我又失去了知覺，因為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很久了。

街道更嘈雜，我從天花板上的光線感覺到太陽已經日正當中了。

電話短促地響了幾聲，瘋鬧了一下，然後停止。

我知道樓下廚房的答錄機會開始錄音，但是我在樓上的臥室根本聽不到什麼。

時間混亂成一團，時鐘再次敲響已經是三點了。

如果這是一個惡夢，是該回到清醒世界的時候了。

但是這不是一個惡夢，而且事實上我坐不起來也站不起來，這一切都再真實不過了。

下午緩緩消逝，床邊的電話簡短地響了幾次。

我們設定答錄機在電話響了兩聲之後開始錄音。

我經常在答錄機開始操作之前，滾過我們的床拿起電話，向Sarah開玩笑說，今天的比分是：英國電信七：麥克倫○。

現在看來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當我躺在地板上的時候，到底在想什麼？

滿奇怪的，我老是想著和父母失約這一件事，並且開玩笑地想了各種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麼動彈不得。

也許像Stephen Hawking一樣，苦於自主神經元的疾病。

也許我的大腦有腫瘤，我的表親珍妮就死於腦瘤。

有的時候，我右邊還有力氣的身體奇怪地想要說服我，想像自己蹣跚過街爬到車上，想辦法用右手開車。

我像一隻輪下老鼠，迫切思考逃命的計畫。

我一點都沒料到自己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迫和這一個世界一刀兩斷，也沒辦法期待多久才能夠回去。

中風之後你會發現，我們稱為「社會中的個體」這一個複雜線路，被蠻橫地從日常生活的保險絲盒裡拉扯出來。

我搞砸了一個和神經中樞的連結，所有的線路就停擺了。

電話響了，又停了，像先前一樣。

我覺得自己必須做一點決定性的事。

我知道樓下起居室地板上有一個電話，無論如何我必須到那裡。

以我現在來看必須靠極大的努力，用「好」的右手臂拉住床架，拖動自己的身體穿過大銅床底下，而且我還有興致注意到灰塵和聚集在床底下奇奇怪怪的破銅爛鐵－－不記得的平裝書、空的可麗舒面紙盒子、一雙Sarah's褲襪－－然後匍匐蠕動，用突擊隊員的姿勢爬過地毯到達樓梯口。

到了。我伸手抓住欄杆，幸好欄杆在我的右手邊。

我把自己拉向第一個檯階之後，死沈沈的左半身開始發號施令，我發現自己無助且疼痛地沿著樓梯地毯下滑，頭先著地，摔落在樓梯間的平台上。

落地的時候我用借閱的目光注視著我收藏的當代初版圖書：石黑一雄的A Pale View of Hills、Martin Amis的The Rachel Papers、William Boyd的A Good Man In Africa和Raymond Carver的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

我記得一清一楚，的確，我永遠不會忘記，在這一天的這一階段裡，我用這樣的角度登陸樓梯。

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我躺著，眼睛瞪著上方一幅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的鑲框褐綠色教學地圖，這是共元一九九三年我到金邊旅行的紀念品。

我一直在尋找冒險，如今看來真的是趕上了一個。

我在夜裡穿過Susan Sontag在Illness As Metaphor中說的「美善國度」，到達「病惡國度」去了。

雖然我還沒有替現在身處的新國度取名字，卻已經覺悟自己不再是二十四小時前的我了。

我感到迷惑而且奇怪，好像自己幾乎不在這曾經重重打擊我的身體裡一樣。

（我仍然好奇，這一個正在用「好」的右手打字的「我」，和那一個曾經雙手每分鐘打五十字的「我」，還是同一個人嗎？）我的思緒還是經常被電話打斷，電話簡短地響了兩聲，然後靜下來。

在靜止的午后裡，從我在樓梯間的位置，我想我能夠聽到樓下廚房裡微弱且遙遠的機器啟動聲音，然後聽到Sarah說話。

但是我離得太遠，聽不清楚她的留言。

我到底要怎樣才能接聽到電話呢﹖

我非常沮喪，想要大叫：「親愛的，我在這裡，快來幫助我。」但是，我做得到嗎﹖

天漸漸黑了，我在樓梯平台計畫如何往起居室的下一次飛航。

我不想再重複那一種痛苦而沒有尊嚴的滑行，也不要和地毯摩擦生熱。

我用右手抓住欄杆，控制我的重量，一吋一吋頭朝下到了玄關。

那裡很昏暗，陰涼得讓人覺得舒服。

蓄鬍的維多利亞時代曾曾祖父的大幅家庭畫像在陰影中閃著光，他也叫Rober McCrum。

為我這一整天敲響標點符號的時鐘，在旁邊沈穩地滴答響著。

再更斜一點，我到了寬闊的起居室中。

穿過那一邊的地毯就是樓下的電話了。

我感覺像是一個拓荒者，穿過落磯山脈，最後終於抵達加州。

英國電信記錄我在傍晚七點五十三分打電話給我的父母，長達兩分鐘。

我從沒想到要打給急救中心。

我母親接了電話，正為我沒到劍橋感到驚慌。

我坦白告訴她我不能夠動，她試著繼續和我通話但是我已經掛斷了。

我感到不可思議的快樂。接下來的事情進展得很快了。

電話再次響的時候，是我的弟弟史蒂芬。

他和他的朋友艾蜜莉（有一點不好意思，那一天他們正好宣布訂婚）正從Camden Town趕來，他們已經打電話給警察。

我聽到一陣警笛的冷笑，沈重的警靴聲走向前門，然後有一個聲音從信箱傳來。

我以最大的努力回答，「不行，我沒辦法開門。」

幾個禮拜後我發現這一些罕見、幾乎空前的敏捷武力的原因：我的房子先前屬於Salman Rushdie，那一些警官毫不遲疑地相信，有人想暗殺Salman Rushdie，預備以這樣突如其來的攻擊得到世人的注意，而我卻成了受害者──也許被下毒，或者被噴灑了神經瓦斯。

天啊，因為一些滑稽的誤解，我弟弟讓他們直接這樣想了。

又一陣警笛，然後劈裂木頭的聲音，警察爬進花園試著由後門進來。

我記得擔心自己還光著身體，但是疲累比羞怯更強烈。

經過了漫長的一天，見到有人對我的處境感興趣真好。

他們似乎有很多人。

穿著綠色長袍的醫務人員以搬家工人的親切態度把我舉起來，喋喋不休地問我一堆問題以確定我的意識狀態。

「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的生日幾號，羅伯特？你的地址？」

相當多人集結在房子外面，聖彼得街四十一號，好奇的鄰居被醫務人員和警察給驚醒了。

也許他們期望看到謀殺。

劇作家Joe Orton共元一九六八年在諾爾路被人用棍棒打死，正好就在附近。

很快，我被固定在救護車裡。

我抓到艾蜜莉的手，感覺到她有回應地握握我的手。

門關了，警笛大作，然後我們上路。

我非常高興和我家人在一起，我要去醫院，我活下來了！

透過窗戶我可以看見周末世界：購物的人潮、在車潮中穿梭的汽車、拿著酒瓶站在酒吧外的人們。

這一個世界現在看起來遙遠且無關緊要，我成了疾病的囚犯，但是，我還沒不知道宣判的罪名和期限。

前一分鐘我還在前往急診室的救護車綠色閃光中，下一分鐘我已經躺在病床上聽兩個年輕醫生低聲討論我的情況。

不時有一個呼吸有大蒜味的年輕醫務士拿手電筒照我的眼睛，這是標準的腦部功能測試。

中風患者很可能有腫瘤，經常導致他們死亡。

聽到他們透過電話連繫一個專科醫生，我很害怕在我父母從劍橋趕到之前，這一個外科醫生就把我推進他的開刀房，像切西瓜一樣把我的頭頂切下來。

他們在電話裡討論著，我在那兒設想最壞的結果。

但是專科醫生沒有出現，最後，我被送進加護病房做觀察。

那時候，我祇想睡覺。

疲累的巨大呵欠波浪把我帶入一個新的、無夢的黑暗世界，偶爾會被護士吵醒，用手電筒照我眼睛檢查生命跡象。

Sarah告訴我，我的生活這一回可平衡了，但是我感覺到的反倒是相當喜樂的疏離和平靜。

我沒有驚慌。

在長長的隧道末端沒有亮光，也沒看見我的過去在眼前閃過。

實際上，我記得我這樣想，如果我就要死去，這還不算太糟的死法。

在「新」生活的第一個晚上之後不久，很快就有人提到「對腦部的羞辱」這一個老套的中風看護用詞。

當我明白剛剛的事情的含意之後，我無法避免自己去想像惡劣的神經元在對我敏感的大腦皮層邪惡地叫囂著：「你娘笨重的像水牛！」。

誹謗、譏笑、或者羞辱，隨你怎麼叫它，反正我從生死關頭中活過來了。

朋友和認識的人，那一些到我床邊的訪客，後來有時候喜歡帶著些許對死亡的著迷，稱它為「你和死神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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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nal From: 我停擺的那一年